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截图

　　硝烟笼罩的南京城，一间普通的照相馆在1937年的寒冬奇迹般幸存下来。当日军摄影师军官挟着记录侵略暴行的胶卷到来时，这个本应消逝于战火的特定空间被赋予了荒诞而沉重的历史使命——它既是侵略者起初炫耀“战功”、后来制造虚假“亲善照”的洗印工坊，更是一群中国平民守护屠杀罪证的秘密战场。导演申奥在《南京照相馆》中以这把历史的“双面刃”剖开了南京大屠杀的至暗时刻，让显影液中的微光成为照见人性之美与民族气节的火把。

　　血染的胶片：从历史真实到艺术重构

　　影片的创作基底取材于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编剧许渌洋、张珂、申奥三人源于历史素材，创作了一个具有戏剧张力、类型化叙事的群像故事：没能随邮政局逃离南京反而免于一死的邮递员阿昌（刘昊然），被只会拍照不会洗印的日本摄影师误认为是照相馆学徒，而真正的照相馆主人老金（王骁）一家四口躲在照相馆的地下室里避难。翻译官王广海（王传君）一面为日军服务力图保住自己及妻儿的性命，一面又为了演员情人林毓秀（高叶）能拿到通行证而谎称她是阿昌的妻子，让她搬进了照相馆。曾经救了毓秀一命、原本是南京警察的国军杂牌军“逃兵”宋存义（周游）也被毓秀偷偷带进了这个偏安之所。这一群人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他们开始是为了活下去而忍耐着苟且生存，但随着一次次看见洗印的照片里的影像，人的良知和朴素的民族情感让他们逐渐发生着改变，变得可以为了一些超越个体生死的事情而冒险乃至牺牲。

　　不仅是群像人物的构建，人物的变化轨迹与成长弧光，以及故事的起承转合、反转与伏笔的设计也动了很多脑筋。两个明显的例子：一是围绕“洗印照片”的情节设计丰满曲折，这里不仅有着表面和内里的双重意味，而且，从一开始日军摄影师不会洗印照片所以要照相馆协助，阿昌通过与老金的双簧戏逐渐学会洗印技术，到日本派来了照片洗印师，但很快就被逃兵宋存义舍身报恩杀死，再到日军摄影师学会洗印后阴险得要“借刀杀人”，这一整套情节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又不乏合理的反转，主要人物在这样的动作线里有了扎实的成长支撑。二是围绕通行证是“生的施舍”还是“死亡陷阱”再到兼具了“生的抗争”和“带出照片的机会”的设计，否定之否定地螺旋式上升，体现了荒诞与悲痛的同时，也建构了崇高。

　　在这样的人物与情节的艺术重构下，影片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从恐惧，到悲痛，再到抗争，直至微观的勇敢振奋与宏观的胜利鼓舞融合在一起，高扬起“勿忘历史，吾辈自强”的反思性与励志感，实现了历史与当下、个体情感与民族精神的联通。

　　照相馆：避难所、抵抗地与记忆池

　　《南京照相馆》对空间的建构与运用颇具亮点。照相馆小中见大，意义丰富，不仅还原真实历史、承载情节发展，而且被赋予了三重象征意义维度：

　　其一，是生死避难所。照相馆的地下室与暗房结构为平民提供临时庇护，其存在本身即构成战争荒诞性的证明——侵略者需要被侵略者的技术完成暴行宣传。外部的血腥杀戮与内部的暂时平静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戏剧张力。照相馆的前台、客厅、卧室，与隐藏的地下室，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洗印暗房，形成了形态丰富的内部空间，兼具着历史的真实性与意义的隐喻性。

　　其二，是抵抗策源地。相机从记录工具蜕变为反抗的盾牌和武器，照片从生活瞬间的定格蜕变为侵略者的罪证。暗房红光下，显影盘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当阿昌和老金颤抖着举起显现暴行的底片，镜头特写中血渍仿佛要滴落观众脸颊，此刻胶片的物理载体转化情感的神经突触，电影片中“雾中风景”呈现出清晰的轮廓。照相馆背景布上绘制的“长城”等风景平素里可能只是拍照的装饰物，而在片中特定情景下成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个朴素却又具体的情感投射对象。毓秀将罪证底片缝入旗袍戏服的动作，让个人演员梦想升华为文明基因的传承容器；洗印照片的药水如硫酸一般成为武器浇在了日本摄影师的脸上；老金最后时刻拿着照相机像拿着枪一样忘我拍照并激情大喊“老子就是拍照片的！”——这些原本只是个体平民日常生活中的物件、场景与言语，在此刻共同编织成了民族抗争的经纬画卷。

　　其三，是历史记忆池。视觉上，极具痛感的南京大屠杀的场景，在电影里不仅是细节的真实，更是历史记忆的真实载体。侵略者残忍杀戮与照片洗印细节的对应与反差，普通南京市民在战争前的生活照与战争中悲惨命运的交叉剪辑，侵略者镜头下南京城空镜风景与有人的地狱一般的场景的对比，这些都让照相馆与南京乃至中国形成了互文关系：苦难从家国落到小民，抗争从小民再上升到家国。

　　记忆不仅是视觉的，也是听觉的。电影中照相馆空间封闭性并未削弱历史厚重感，反而通过声场设计强化了压迫感。很多场景中，电影都构建出了多层声学结构：表层是枪声、皮靴声与照相机的快门声；中层是角色压抑的呼吸与心跳；深层则萦绕着南京民众哀嚎与城市建筑燃烧或者倒塌的残响。多种声浪在银幕上交汇轰鸣，完成对侵略者“亲善秀”最尖锐的听觉解构。同时，电影里与日语并置的中国话，包含了国语、南京话、常州话、上海话、山东话等，也在众生的乡音里承载着历史的乡愁。

　　人性光谱的显影术：从历史伤痕到和平宣言

　　影片超越传统战争片二元叙事，在生死夹缝中展开复杂的价值伦理建构。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呈现了最具普遍意义的蜕变轨迹。初入照相馆时佝偻的脊背、游移的眼神，勾勒出乱世中的“精致利己者”。转变始于暗房内外的步步觉醒，这种递进式设计拒绝英雄主义的神话，而是真实地让观众见证良知如何一寸寸压倒生存本能。

　　王传君刻画的翻译官王广海构成电影中最为复杂的伦理标本。他对日军谄笑时抽搐的嘴角，独处时灌酒的癫狂，塞给阿昌通行证时颤抖的喉结，拼贴出“合作者困境”中的灵魂撕裂。他为了私利放弃了大义，但也在宋存义用城砖砸死日军洗印师时故意冷眼旁观，在日本人要欺凌毓秀时出手对抗。当他对阿昌说出“我们不是朋友”时，与毓秀有关个人及国家前途争吵时，既用悲观利己的嘴脸撇清与普通同胞的关系，更是在表面的聪明和得意中有着对自身附敌行为的绝望确认。这种对灰色地带的探索，使影片获得超越简单善恶评判的思想纵深。

　　对敌人的刻画，电影也很深刻。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日军摄影师，随着情节的发展演进，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浸泡之下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如何褪去伪装。日军军团长写下的“仁义礼智信”书法作品时定下的残忍计策，可以说是对中华文明最恶毒的亵渎，也是对侵略者“亲善”与“共荣”谎言的揭穿，和照片一样，这是侵略罪行的一种自供状。

　　阿昌最后那一句说给日军摄影师的“我们不是朋友”，平实又极具震撼效果。

　　电影避免了对苦难的简单呈现，也不是情绪的单一宣泄，警惕为了苍白空洞的口号构建出脱离真实生活的情节与人物。另一面更难能可贵：《南京照相馆》没有为了所谓的“新意”与“深刻”而美化侵略者，哪怕是面对敌人群体中较为独特的个体，也不能把这样的个体与受难抗争的中国人民这个群体放在天平的两端，去寻求虚伪的平衡。

　　影片有一处日军收集长城砖、南京城墙砖修建纪念塔的细节尤为深刻，这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更深层的文化灭绝阴谋。那座用中国石块筑成、至今仍被日本粉饰为“和平之塔”的建筑，恰与照相馆内守护的罪证底片形成残酷对照——前者试图将征服物化为永恒象征，后者则证明暴行终将在真理之光下显形。这样的内容，使得影片超越常规反战宣言，升华为文明存续的警示录。

　　《南京照相馆》的震撼力正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构建了记忆传承的影像谱系。当片尾真实照片中的断壁残垣与今日南京梧桐荫下的街景重叠，观众会懂得创作者的深意：“我们要展现的不仅是屠杀，更是普通人如何以微光撕裂黑暗。”那些缝在衣襟里的底片，那些在暗房红光中颤抖却依然抗争的手，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最坚韧的记忆基因。显影终将发生，只要光还在，在军国主义者还在否认历史的当下，《南京照相馆》以对真相的虔诚显影，完成了对30万亡魂的深沉祭奠，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庄重纪念。

　　胶片或许也会褪色，时间的流逝中，我们该如何延续记忆？《南京照相馆》给出的答案是：让每个人成为显影历史的活性酶。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作者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